宽恕或者惩罚？几乎每一天，广东省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未检办负责人朱洪源和第二市区检察院未检办负责人龚登峰都要作这样的权衡和判断。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当恶魔占据上风，偷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性侵等种种犯罪风险就会急骤上升。未检人，就是在法定检察裁量权范围内，依据涉罪少年的犯罪情节、悔罪态度和成长经历，综合考量后给出捕或不捕、诉或不诉的决定。不同的决定，会导致当事人不同的人生走向。所以，朱洪源和龚登峰会尽可能地“拉一把”那些悔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大的轻罪少年，让他们经历刑罚威慑和司法帮扶后迷途知返。

“乖乖女”的惊恐

采访那天，大雨，当16 岁的小菁在母亲陪伴下惊恐地走进来时，很难把这位温顺文静的“乖乖女”与涉罪未成年人联系起来。等检察官、社工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去后，5 分钟，她才缓缓抬起头。说起几个月前“打架”“侮辱他人”的经历，小菁眼圈即红。靠近安抚，才看到她左手腕赫然留着两道暗红色的伤疤。因为“教训”一位喜欢说长道短的女孩，“打了她，脱了她的衣服，还拍了照”，她和好友齐齐触法。好友因犯侮辱罪获刑5 年。她呢，未成年，加之仅仅助威式地打了对方两巴掌，初犯，自首，悔罪态度好，家人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决定对她不捕不诉。

“以往接受的法治教育都是教我们如何保护自我，哪里想到帮朋友打了两巴掌那个可恶的人，就是犯罪。”她睁大双眼，声音有些颤抖，为半年前那个极不明智的行为后悔不已。犯罪意味着要接受刑事处罚。做惯了“乖乖女”的她想到后果，羞愧、惊恐，一度割腕自杀。龚登峰是案件主办人。“按照法律规定，她的行为可能被判缓刑，但缓刑也属于刑事处罚，对她以后的学业和就业还是有一定影响。”龚登峰综合考量后，决定对小菁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10 个月。听到龚登峰宣布决定的那一刻，度日如年的小菁和母亲长吁一口气，母女俩从心底感谢检察官的“宽恕”，“我不敢想象被判刑后的生活……那是我的黑色记忆。”一般人如果不深入接触未成年人犯罪，会以为他们都是品性败坏、无可救药的“熊孩子”，成为一名未检人后，龚登峰才清楚，绝大多数涉罪少年都有孩子独有的单纯和良善，因为缺少家庭管教，缺乏基本法律常识，一时冲动，被人带坏。

“那些附条件不起诉的孩子，多半都像小菁这样，如果判刑，你可以想见对他们的将来会有怎样的影响。”龚登峰也是一位父亲，性情敦厚，对每一名附条件不起诉的孩子，他都抱着极大的耐心。“最理想的状态是，能让他们经历此事后意识到错，并且汲取教训不再犯错。”他办了十几起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经历一系列法治、心理和社会帮扶后，这些孩子基本正常回归社会。龚登峰很欣慰。

边缘化的“外来工二代”

一连约见3 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虽各自涉罪罪名不同，但他们都有同一类身份——“外来工二代”。龚登峰介绍，他们一年的办案量在200 件上下，其中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属于“外来工二代”。朱洪源从办案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她解释，中山情况较特殊，是广东几个传统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流入地之一，他们的孩子从小留守老家，因为隔代教育，等到中小学来中山和父母生活时，发现跟父母“亲”不起来了。疏离的亲子关系导致这些“外来工二代”普遍没有归属感，孤独无聊或手头缺钱时，他们就会找老乡、朋友抱团，一起偷窃、抢劫、寻衅滋事。“有些小孩被抓进来一个多月，父母都不知道。可以想见平时的亲子关系差到什么程度。开完庭后，我会让涉罪少年和家人作短暂交流，很多时候都发现他们之间无话可说。”在朱洪源看来，亲子关系疏离是“外来工二代”犯罪的重要原因。“没有留守，就不会有疏离。能否说社会原因是‘外来工二代’犯罪的重要原因？”我们问。朱洪源想了想，不置可否。她感慨地说，其实中山各界为防范未成年人犯罪做了很多，学校、司法、团委、社区都格外重视青少年犯罪预防，投入大量精力做预防工程。但是，“外来工二代”几乎整体游离在这项预防工程之外。因为现实原因，他们只能上民办学校，或者干脆不上学。而传统的法治宣传教育基本只针对公立学校在校学生。他们，实实在在成为预防工程之外的边缘人。还好，中山两级检察院及时发现这一现象，从今年开始，他们把预防重点放在有很多“外来工二代”上学的中等职业院校，与11 所学校签订了检校共建协议。朱洪源发自内心地想给这些孩子“打打预防针”，现在她负责给一个镇区的3所民办学校作法治讲座。她的讲课很随性，从不带稿子，案子都在脑子里，她喜欢看着孩子们的眼睛讲课，观察他们的表情、反应，孩子们的关注点在哪里，她就把讲课重点调整到哪里。“我喜欢上小课，互动效果好。”朱洪源的讲课极受欢迎。一次，几十个孩子听完课后纷纷拿着笔记本找她签名。那一刻，她很感动，知道自己的用心和努力被孩子们接收到了，这就足够。

“教育为主”≠放弃刑罚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全国检察机关的普遍做法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刑罚。”朱洪源和龚登峰一致认为，未检工作的前提是依法，14 至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属于8 种罪名9 种情形之内，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也一定会严惩。今年5 月，一位初二学生因踩坏邻居家花基遭斥责，怀恨在心，半夜爬进邻居家，疯狂砍杀女主人和其子，致一重伤一轻伤。公安民警围捕他时，其顽劣和自大让所有人惊怒，“我说没带刀就没带刀，你们警察质疑我的诚信吗……这个手铐还挺好玩的，美国FBI 用的是这种？”

提审时，他清楚地向朱洪源解释自己有四个杀人动机，一是报复邻居，二是想搞点事吓父亲，三是学习压力大想释放，四是受网络游戏影响想找点刺激。考过心理咨询师的朱洪源明显察觉到了这个冷漠“小杀手”心理出现问题，她试着用同理心唤起他的善良和反省，无效。尽管是未成年人，朱洪源还是从维护社会安全和警醒当事人角度，对其予以批捕，并以处罚较重的故意杀人罪罪名向法院起诉。“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始终是我们办案考量的重点。”朱洪源一直认为，对于涉罪未成年人，可以帮教的尽量帮教，但不能舍本逐末。检察官面对的是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若过于纵容，最终受损的是法律本身。她认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社会呼声。“一定要让惩罚的利剑悬在他头上。公安民警现在抓了这些孩子，只能放掉。走的时候，‘熊孩子’还给你做个鬼脸，知道你拿他没办法。难道其行为不足以受到刑事处罚吗？我个人感觉，可以在刑罚上有所区分，不能说所有14 岁以下的涉罪未成年人一律不入刑。”朱洪源作过对比。同一宗未成年人抢劫案，其中两人取保，一人关在看守所，她发现关在看守所的那位少年悔罪态度明显要好，当得知被附条件不起诉后很感激，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出来后主动帮父母干活，关心家人，对于未来也有规划和设想。家人称，这样的变化以前“想都不敢想”。龚登峰接手过一个案子，涉罪未成年人从小偷窃成性，养父养母拿他没办法，已经放弃管教，16 岁后继续偷窃，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抓。龚登峰做了大量工作，想和其家人一起努力帮教，尽量把他拉回来，效果不佳，于是起诉。9 个月后孩子被放出来，第二天凌晨，他又“旧病复发”，入室偷了一家店铺的电脑，很快被抓。案子又落到龚登峰手里。他打电话试着联系其养父母，对方一听是他，立即挂断电话，再打，再挂断。龚登峰想深入了解惯偷少年的内心，发觉他早已自暴自弃，偷窃上瘾。果然，走出看守所没几天，第三次，他又进去了。龚登峰皱起眉头，长叹一口气，“对于这些孩子的挽救帮扶，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但即便这样，也想尽力。”帮扶被害人的尴尬性侵案件，是未成年人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朱洪源对这类案件最为痛心。接手一宗初三男生性侵6 岁女童案之初，她的情绪完全处于愤怒之中。一定严惩！她不自觉地把自己换位成受害人母亲。“一个6 岁的孩子，两次被邻居‘大哥哥’性侵，孩子都喊痛了……”她重提此案时，声音还是有些颤抖。可是，知悉加害人的成长环境和悔罪态度后，朱洪源心软了。作为未检人，她明白自己不能意气用事。“法律本身是理性的，但我们的性格又有很多感性和人性的东西，二者交织，要拿捏好，其实挺难的。”男孩也是“外来工二代”，小学才来中山，平时与家人沟通少，弟弟出生后，全家人的关注重点都放在弟弟身上，他更被冷落。失意中，他看了不良视频，遂将“黑手”伸向邻居家的小女孩。“从案件本身来看，他是加害人。从社会角度看，他其实也是受害者。”朱洪源利用她的法律和心理学知识，耐心引导男孩，并对其父母进行常识辅导，亲子关系明显改善。后来，男孩的父亲多次找到被害人家人，反复道歉，积极赔偿；男孩深刻忏悔了罪行，并在看守所内写信告诉父亲，赶紧去劝导另一位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同学。“伤害已经造成。如果在职责能力范围内，我能做一些修复性工作，把加害人拉回正道，让被害人心灵创伤减轻一些，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朱洪源说，她至今引以为憾的是，在帮扶性侵案被害人方面没能做得更好。不是她不努力，是被害人家人担心，再次提及往事会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对一切帮扶基本持拒绝态度。她理解孩子父母的担心。

不过，学过心理学的她更为忧虑，如果不及时对被害儿童做心理干预，伤害会随着孩子长大愈来愈深。她解释，心理干预不是重提往事，是心理学专家通过一些手段，让受害孩子的情绪及时释放出来。“人为何会抑郁？是因为他（她）的悲伤、痛苦、愤怒还没有完结，现在虽然压抑住了，但会在某个点释放出来，以后每当遇到类似点，都会释放。久而久之，能释放出来的可能是狂躁，释放不出来的就是抑郁。尤其童年的事情，容易留在记忆深处。”朱洪源反复给被害人父母作这种解释，但收效甚微。从内心来讲，她很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圆满。因为手头案件一件接着一件，她和她的未检小伙伴们实在抽不出时间，给每位被害人做这样的心理帮扶。毕竟她的身份首先是一名检察官，办案是主业。“等人手稍稍充足，我会花更多心思把心理学知识应用到办案中来。法律给了我‘救赎’他人的空间，我得利用好。”她笑着告诉我，露出两颗小虎牙，一脸纯真。